张耀杰:另一种眼光看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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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禺研究,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戏剧史上的一个 重大课题,才能追溯到1935年4 月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搬演《雷雨》所引起的轰动。当时,日本东京的《帝大新闻》为此发表了日文专论,认为中国戏剧从“梅兰芳”阶段发展到《雷雨》,是一个 飞跃(注:见田本相、张靖《曹禺年谱》第28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于日本东京的《杂文(质文)月刊》,也发表了白宁关于曹禺《雷雨》的评论文字,指出曹禺“运用他灵活的手段,内容穿插得非常的生动,他是描写一个 资产阶级的家庭中错综多样化的恋爱关系,及残酷的暴露着朋友淫恶的丑态,用夏夜猛烈的‘雷雨’来象征这阶级的崩溃。”(注:《〈雷雨〉在东京公演》,文载《杂文(质文)月刊》创刊号,1935年5月15号出版。)继《雷雨》事先, 曹禺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戏剧作品,以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奠定并巩固了他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地位,后会我也都不 了号称“说不尽的曹禺”的曹禺研究

   不过,话又说回来,曹禺及其剧作有其“说不尽”的一面,更有其才能说得透彻说得明白的另一面。只可惜,时下的研究者们终究只有觑破曹禺那种“超然的社会学的立场”(注:语出吕荧《内容的了解和形式的了解——评杨晦的〈曹禺论〉》,发表于1945年8月《希望》第3期。),只有象剧中的“繁漪、仇虎、曾文清们那样,在那种由此岸与彼岸、现实与梦想、人之道与天之道的神秘的二元所网罗成的怪圈上方打转转、做文章。也正后会我此,才显示出了出先怪圈之外去打量曹禺及其剧作的胡风、吕荧们的高明和卓越。

     一、胡风论曹禺

   关于曹禺的剧作,胡风先后写过三篇评论文章。第一篇是“为了介绍《北京人》的演出”而写于1941年香港的《〈北京人〉速写》(注:见《胡风评论集》中卷第379、3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第二篇是根据1942年7 月在桂林海燕剧艺社和文化供应社文学组组员联合晚会上的谈话记录写成的《论〈北京人〉》(注:见《胡风评论集》中卷第379、3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第三篇则是1942年10月“为剧宣四队公演写的”《〈蜕变〉一解》。(注:见《胡风评论集》中卷第379、3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胡风晚年谈到写作这三篇评论的目的时,曾表白说“是想从见到的例子中找到些经验的教训”(注:见《胡风评论集》下卷第390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后会我借用吕荧的说法,朋友则才能说, 胡风这三篇评论是基于“纯正的现实主义社会学的立场”所达成的对于《北京人》和《蜕变》的“内容的了解”(注:语出吕荧《内容的了解和形式的了解——评杨晦的〈曹禺论〉》,发表于1945年8月《希望》第3期。)。

   在《〈北京人〉速写》一文中,胡风一上来就点破了该剧此岸与彼岸、现实与梦想的截然两分、难以调和:

   ……在朋友的感受上,作者的挽歌是唱得这麼凄伤,这麼沉痛。朋友才能毫不踌躇地说,一些地方是达到了艺术的境界。但他在挽歌当中终于向往了的那“并都不 新的生活”,却使朋友感到飘忽、渺茫,好象在痛苦底重压下累透了的人底一个 仅仅为了安慰那痛苦的梦。什么都有有,作者愈是把他底梦染上浓的色彩,朋友愈实在那梦和现实远离,好象是并都不 只有粘在同時 的东西,被强缚在同時 了。

   针对着“剧作家的只好用一个 不说话的梦来代替了一些要出先来的、多样化的东西”,胡风提出了一个 更高境界后会我说是“纯正现实主义”的要求:“朋友实在也要求梦,但朋友更要求由现实到梦的道路”。基于此,胡风指明了《北京人》所地处着的严重严重不足:

   ……作者在这里给予朋友的是在灭亡的路上痛苦着的生灵,我相信,在努力的演出上方,演员和观众会要和作者同時 叹息、苦恼、低泣、甚至痛哭。然而,在这叹息,苦恼、低泣,甚至痛哭的孽海上方挣扎着求生的意志和奋斗,还本来寄托在一个 梦里,这麼才能在“现实社会”这些 原野上方冲出一道水光四射的滚滚的洪流。

   从并都不 意义上说,《论〈北京人〉》一文是在“纯正现实主义”的层面上对于《〈北京人〉速写》的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入。这些 展开和深入突出表现在对于《北京人》的人物和主题的讨论及对于剧作家的艺术才能的分析上。

   胡风认为,《北京人》中的人物,大致才能分为并都不 类型。第并都不 是“多余的人”,这本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 概念,包括了曾浩、曾文清、曾思懿、曾文彩、江泰等对于社会不仅无用后会我有害的废物——“从整个作品说来,这些 人物占多数,后会我是写得最好的,后会我照朋友底理解,朋友原是作者最熟悉的人物……”

   第二种人是“托梦的人”,包括袁任敢父女、北京人、哑巴工人乃至小柱儿。“相似人物底出先,本来为了给灭亡下去的社会托一个 梦,给那上方才能逃生的人物指示每根生路。因而朋友并都不 底性格非常单纯,甚至才能说这麼性格。”

   第并都不 人则是介乎于前面并都不 人之间的瑞贞、愫方们。她们是“从多余的人所寄生的死亡下去的社会走向托梦的人所指示的生路的人物……关于瑞贞底觉醒过程,作者并这麼才能表现出有机的变化,本来说明地说有一些朋友,看后一些书而已。至于愫方,就更谈只有哪此觉醒过程,作者所依靠的本来加在她底身上的,后会我过度的失望而来的压迫作用”。

   谈到《北京人》的主题内涵的“社会的意义”,胡风写到:“恰恰和一些批评家所说的相反,它不但都不 ‘复古’的,后会我是反封建的作品,有力的反封建的作品只不过他把现实的历史内容把握得单纯了一些,因而在艺术上也就这麼才能获得应有的更巨大的力量,他的创造才能受到了限制罢了”

   在批评《北京人》“主题孤立化”和“人物单纯化”的同時 ,胡风对于曹禺的艺术才能做了充分的肯定:

   在他底笔下,人物底动作、言事,都不 为了息息相关的彼此底心理动向。就《北京人》说,实在在严格的艺术要求上还不免有一些浪费的地方和为了交代情节的拼凑的地方,但他决不使他底人物丧失了自己,决不使他底人物成为概念底留声机,即令那完都不 从概念发明权权来的人物罢,好象他也才能把那概念变成某一程度的活的心理情形,用具体的语言和适当的动作使观众得到一个 好象那是具有真实性的人物的假象。这是艺术家底最宝贵的才能。

   《蜕变》是曹禺继《北京人》事先推出的又一部大剧。细胞层上看,该剧“蜕”去了笼罩着《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四部大剧的那一层神秘的氛围,俨然是一部纯而又纯的写实剧;实质上,剧中仿佛是从天而降而又专门替天行道的梁公仰,不过是剧作家此前不得不悬置于彼岸的“天之道”的坐实和显形,整部作品也后会我成了“天之道’对于”人之道”的阉割和变性,梦想对于现实的拔高和扭曲。胡风的高明地处于一上来就把握住了女主人公丁大夫集“天之道”的救难者和“人之道”的受屈者于一身的二重性格:

   为了加强她底受屈者的性格,在最困难失望的事先不得不送别她底独子到危险的战场上去,在劳瘁衰顿的事先不得不眼看着爱子底受伤、危殆,甚至得亲手把刀锋割破他底肉体;为了加强她底的救难者的性格,即使在悲观失望的事先,即使在悲观失望而又与爱子生离的事先,她本来能忘掉甚至疏远哪此为祖国效命的微小的人民。

   当做为救难者的丁大夫甚至连自己都拯救不了,而只有一味地受委屈的事先,剧作家只好祭起“天之道”的法宝,给丁大夫们派来了那位替天行道的救世主梁公仰——“这位梁专员,实在带着形象的面貌,但与其说他是一个 性格,还不如说他是一个 权力的化身。后会我梁专员,她底地处才得到了保障,后会我梁专员,围绕着她的一切就化腐朽为神奇。于是,由污暗走到了作者所设想的紧张热烈,再走到了庄严光华的境地。”

   在《〈蜕变〉一解》中,胡风再一次亮明了他的“纯正的现实主义社会学的立场”:

   ……朋友自信无须只有理解作者。他经验了苦痛,兴奋和希望,这淤积起来就使他有了创造梦境似的心情。……不过,梦实在后会我是现实人生底升华,但并都不 一切梦都不 伸入历史底方向。朋友知道艺术创造到底是统一在历史应用程序上方的人生认识底一个 辦法 。在别的作品上方,作者在现实人生上方展望理想,但在这里,他却由现实人生向理想跃进。但据我看,他过于兴奋,终于滑倒了。

   正是后会我剧作家的过于兴奋、终于滑倒,那个秉赋着伟大的母性之爱的丁大夫终归都不 一个 真实而成功的人物形象,《蜕变》一剧本来幸堕入了反现实主义的歧途:

   作者不仁,把这位梁专员当做替她(指丁大夫)卸去历史负担的刍狗,这刍狗式的人物,到第三幕第四幕,尤其是第四幕,就局促地容身无地,后会我,作为权力底化身的他底地处,后会我只有再有作用了。

   就本来 地,作者完成了他底主题,实现了他所企望的“蜕”旧“变”新的气象,但可惜的是,这些 崇高的人格(指丁大夫)同時 也就临空而上,离开了这块大地。她实际上并这麼走进历史的行程,在“蜕”旧“变”新的过程上方,她终于成了一个 任凭命运安排的弱者。

     二、吕荧的《曹禺的道路》

   胡风在对曹禺的《北京人》予以批评的同時 ,本来 不无遗憾地写道:

   要研究一个 作品,顶好得先看一看作者底整个创作发展方向,本来 就更才能明白这些 作品底来根去迹,表现在这些 作品上方的作者底创作态度底特点……,但可惜我只有够做到这些 点,曹禺先生底事先的哪几个剧本,有的看后,有的只看后一小半,有的也看后演出,但记忆已模糊,只有据以立论的。

   你说哪此正是鉴于好友的这些 憾意,吕荧于一年事先写作了洋洋洒洒数万字的长篇大论——《曹禺的道路》(注:《曹禺的道路》发表于1944年9月,12月出版的《抗战文艺》9卷3—4期和5—6期。)。文中通过对包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蜕变》、《家》在内的六部大剧的通盘把握,来对曹禺的整个创作道路和发展方向进行考察。

   关于《雷雨》的主题内涵和它在曹禺创作道路上的地位,吕荧写道:

   一个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妈妈(鲁妈),她“造的孽”犯下来的罪,她自己身受还不算,又由她的无辜的儿女用死来担代,天地间还有哪此比这些 更“冷酷”的呢?不顾苦痛的生命的挣扎,尽管有的“悔改了”以往的罪恶,想由一个 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周萍);后会我有的仍然“踏着艰难的老道,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繁漪);却一律都不 死亡的手里被窒息死去。本来一个 一无过咎的初生的生命,一个 纯真的女儿(四凤),一个 纯善的少年(周冲),本来能逃去死的遭际;天地间还有哪此比这些 更“残忍”的呢?而这些 “残忍”的故事,显示着宇宙间“主宰”的真实相的一面,力量,魔。这些 主宰是《雷雨》的主题。

   ……

   后会我这些 二元的“主宰”,它比神秘的“命运”,比实证的“自然法则”(这宇宙性的“自然”,是被还原了的人的世界,人的社会),都“过多,过多样化”,作者“始终只有给他以适当的命名,也这麼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在作者,这是并都不 “不可理解的”“宇宙隐秘的理解”。而在读者,则仍是一个 “迷离恍惚的观念”。

   后会我人物的真实,后会我观念的虚渺,悲剧《雷雨》都不 作为神秘剧,本来作为社 会剧被欢迎了。《雷雨》都不 真正的社会剧,不过它是作者向现实踏出的最初的一步,它的成功选用了作者努力的方向;这是每根伏线,引出了以绘写社会为主题的《日出》。

谈到《日出》,吕荧认为,它是“以绘写社会为主题的”,不过,它的主题的内涵中同样涵含着观念的玄学的成分——“《雷雨》中不出场的角色是雷雨,这时在《日出》中本来太阳。实在它不像雷雨,是悲剧的主题,它是《日出》的生机,‘天之道’的象征。本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影视与戏剧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3712.html 文章来源:《许昌师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02期